五四之后的舊體詩歌是處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邊緣的一種文體，學者對其態度也是冷熱不均。秉持新文學立場的研究者不關注舊體詩，認為舊體詩歌在五四后已慢慢無人創作，逐漸消亡；部分持有通變觀念的研究者會將舊體詩視為現代詩歌史上的一種文體，但這又引發了舊體詩能否入現代文學史的爭論。出現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舊體詩歌至今還沒有得到系統整理，學界對舊體詩歌創作實績并不完全了解。所以本課題“民國舊詩別集編年敘錄與序跋整理研究的研究”（課題批準號：2018BWY006）目的就是為舊詩研究提供基礎研究文獻，全面系統敘錄舊體詩集，為舊體詩集整理提供文獻參考。

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著作有王晉光《1919-1949舊體詩文集敘錄》（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陳國安《南社舊體文學著述敘錄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他們的敘錄方式是以舊體詩集為綱，課題在敘錄方式上則以人為綱，分為舊體詩集、新舊詩集、詩詞合集、詩文雜集四編，注重館藏信息，突出稀見文獻，注明文獻來源及研究書目，為學界提供基礎研究文獻，創新之處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對于舊體詩集，原以為只是詩歌別集，但廣泛搜求后發現民國舊體詩集的文體很豐富，其中有不少新舊體詩合刊別集，詩詞合集、詩文雜集也較多，如果不分類編排，就不能展現民國舊體詩集刊印的真實面貌，“辨章學術”之功用也無從體現。故按文體分類編排的敘錄方式是本課題的一大創新之處，對于重新認知民國舊體詩歌發展史具有一定的助益。

2.以人為綱敘錄詩集

民國舊體詩集數量龐大，目前具體有多少種舊體詩集還不知曉，如果仍采用傳統的敘錄方式即以詩集為綱敘錄，則不能清楚反映詩集數量，更不能反映某一時代有多少詩人。本課題以詩人生年為先后編排，詩人名下又以詩集刊印或成書時間先后編排，如此便能清晰地觀察某一時代有哪些詩人，每位詩人名下又出版了多少種詩集。這一敘錄方式也是本課題相較于其他敘錄著作的創新之處。

3.注重循證版本、考鏡流藏

本研究注重舊體詩集的版本及館藏信息，這是相關舊體詩集敘錄著作忽視的地方。不同版本的詩集搜集越全面，越能真實反映詩集刊印情況，這對于民國舊體詩史的撰寫是有幫助的。同時，敘錄的功用之一是要幫助讀者找到相關文獻，所以館藏信息必須具備。本課題在詩集版本和館藏信息兩方面具有很好的應用價值，方便讀者使用。

4.利用數字人文技術搜求稀見文獻

在數字人文技術不斷成熟的背景下，敘錄內容也應該充分利用數字人文技術，如搜求稀見文獻方面，就必須利用聯合檢索平臺。目前使用比較普遍的聯合檢索平臺是“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又稱“學苑汲古”）和“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及循證平臺”，另外還有“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網、中國國家圖書館“民國時期文獻”網，通過這些檢索平臺搜索稀見舊體詩別集是比較有效的。本課題便充分利用了當前數字人文技術，敘錄了稀見舊詩別集，對于全面搜集整理民國舊體詩集具有一定的貢獻。

除了在敘錄方式上有所創新之外，在研究內容上亦有新的發現：

其一，民國詩歌發展史的重新認知。

通過寓目大量的民國舊詩別集，可對當時詩史有一個全新的認知，如新舊并存是新舊體詩在現代文學史中的發展常態，但這一發展態勢被新舊對立的人為建構抹殺掉了，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一般都是新詩戰勝了舊詩。其實，搜求民國舊詩別集后可發現大量的新舊體詩合刊別集，其中有很多是新文學家的詩集，他們在刊印自己的新詩時，將舊體詩作也一并刊入詩集中，比如康白情《草兒》（1922年）、徐稚《稚的心》（1924年），劉福春、李怡主編《民國文學珍稀文獻集成》（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2017年版）影印了這些新舊體詩別集，這說明新舊體詩并不是此消彼長的一種關系，需要研究者改變固有觀念，以綜觀的學術視野研究新舊體詩。對這類新舊體詩別集的序跋進行整理，也將有助于學界相關研究的深入，筆者便發現有好幾種舊體詩集序跋是白話文，如貴州女詩人盧葆華《飄零集》三卷（1933年杭州蒼山書店油印本），其四篇序言、一篇跋文均是白話文，而此集序跋對舊體詩并未口誅筆伐，反而是相當看重，這是研究舊體詩歌批評的新材料，其體現的舊詩批評觀便是新舊并存，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一個問題。

其二，整理民國舊體詩集需注重稿本的搜集。

整理民國詩集（無論新舊體詩）不能忽視對稿本的搜求，因稿本中的部分作品有時會在刊印前被刪除。比如金天羽（1873—1947）有一部舊體詩歌別集《天放樓詩季集》七卷（1947年），該集稿本現藏于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善本室，索書號為“（4587）”。據金天羽的學生陳旭旦《天放樓詩集定本?？庇涀R語》說：“丙戌夏，先師寫定生平所為詩，厘為四冊，第四冊均未刊稿，謀即付剞劂，一二三冊視初刻亦多所刪改。歷秋入冬，未付刊而先師遽歸道山，同門諸君子秉承遺志，以第四冊付刊。”（金天羽著、周錄祥校點：《天放樓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21頁）這“第四冊”就是《天放樓詩季集》，可知該集稿本是由金天羽親手厘定的。該稿本最末附有手抄“天放樓詩季集刪存”一頁，抄錄有1932年至1934年所作6首詩，然未被編入正式發行的鉛印本中。當代學者周錄祥在整理《天放樓詩文集》時未搜求到該稿本，所以他的整理本遺漏了這些詩。

其三，研究舊體詩應注重近現代演變特點。

在晚清成立的一些團體，如南社，其成員在民國期間仍然有舊詩創作，并刊有詩集，但其舊體詩的創作風格已發生轉變，有的回歸到溫柔敦厚一類的詩教傳統之中，有的則受時代變化影響而變風變雅。其他詩派如同光體詩人在民國時期的創作與晚清時也有不同，故研究民國舊體詩應注重其古今演變。

本課題除了敘錄民國舊詩別集，還有一大內容是匯編整理民國舊詩別集序跋。民國詩話是當前學界整理較多的一類批評文獻，學界對民國詩話整理已取得不小的成績，而同樣屬于批評文獻的民國舊詩別集序跋還未有學者系統整理，本課題可作為民國舊體詩歌批評文獻類別的一種補充，為民國舊體詩歌批評研究提供新的參考文獻。

當前一些序跋整理著作雖然做到了文獻搜集的全面，卻忽視了序跋內容的可靠性，原因是未對序跋進行校對。以民國舊體詩歌別集為例，潘飛聲《說劍堂詩集》三卷，1934年上海百宋鑄字印刷局鉛印本，該集中有夏敬觀序，而夏敬觀文集目前有影印本《夏敬觀著作集》（虞思徵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其中《忍古樓文》收錄了此序稿本，兩相對比發現，夏敬觀《說劍堂詩集·序》與《忍古樓文》中序言有內容完全不一樣的地方，若整理此篇序言時能對其詳加校對，則不僅能還原更可靠的文獻，對于序跋傳播研究也是大有助益的。故本課題一部分內容雖然是序跋整理，但注重校對，正是基于文獻整理的基本理論要求，即追求準確性，而本課題的價值之一也正在此。

總之，民國舊體詩歌是近代文學研究與現代文學研究者共同關注的一個領域，它既處于晚清詩歌的延續期，又處在新舊體詩互有影響的演變期，傳承與新變交織在一起，近年來越來越受到近代文學專業、現代文學專業學者的重視。而本課題屬于此領域內的基礎文獻整理研究，因民國舊詩別集還未全面整理，其具體數量有多少亦無人知曉，此次民國舊詩別集敘錄與序跋整理，可作為此項工作的前期文獻搜集階段，為學界提供一份初步的民國舊詩別集目錄，研究者可通過本課題按圖索驥，搜求相關舊詩別集。同時本課題還注重序跋的注釋，故整理成果受眾面廣，將成為民國舊體詩歌研究領域的基礎文獻讀本。